張薔：1980年代的琥珀
中國新聞周刊記者/李靜
發(fā)于2022.7.4總第1050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雜志
一輛普通七座商務車里，張薔邊聽音樂邊糾正自己的粵語發(fā)音，幾天后，她將在《乘風破浪》的舞臺上表演這首粵語歌。車上坐滿了人，有她的先生兼經(jīng)紀人咸國坤，還有助理和安保人員。“我都餓了……”助理在后座嘀咕，“點菜點菜，馬上點啊，到了就點！看看想吃什么。”張薔聽見了，忙著張羅。
“薔姐這人厚道，沒那么多事兒。”樂隊DJ呂碩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，他和不少歌手合作過，很多人把和樂隊的雇傭關系拎得很清楚，自己單吃，給樂隊成員訂盒飯，張薔從來都和樂隊一起吃飯，把樂隊稱為“自己的團隊”。站在《乘風破浪》舞臺上，她對那英說“叫我張薔就行，薔薔，薔子，都可以。”
典型的一個北京大妞——張薔身邊的人都這么說，雖然她1967年出生，已經(jīng)55歲。呂碩認識張薔不過五六年，但他覺著，張薔年輕的時候八成也這樣，正像她一如當年的爆炸頭和唱的那些迪斯科舞曲，多少年了，居然還是那個味兒。
張薔意外成了一顆時代的琥珀，在外面的世界已然巨變的今天，仍然完好地保存著80年代的獨特光澤。
“你們都是哪的？”
看張薔排練是件開心的事，她和樂隊都樂呵呵的，一起搖頭晃腦，盡管排練廳是個地下室，還有點怪味兒。張薔平順的頭發(fā)被兩個大夾子夾在耳后，演出時的爆炸頭，都是假發(fā)，她準備了好幾頂，長短不一，顏色各異。如今，她熱愛的這個發(fā)型不再需要折騰自己真正的頭發(fā)了，不像1985年，在那個燙發(fā)還只能去“四聯(lián)”，甚至需要介紹信的年代，她的媽媽擔綱了發(fā)型師的角色。
那年，張薔正要出第一張專輯，她剛好在雜志上看到了芭芭拉·史翠珊，史翠珊的“爆炸式”發(fā)型一下子吸引了她，家里沒有專業(yè)的燙發(fā)塑料棒，張薔和媽媽把筷子剁成一截一截，卷上頭發(fā)，皮筋一勒，倒上威娜寶冷燙香波，燙完還真像那么回事，幸虧她的發(fā)質(zhì)易定型，燙一次能管不少天，畢竟直到第二年，她才有了摩絲發(fā)膠。
在她第一張專輯《東京之夜》的封面上，張薔頂著爆炸頭，身穿印著英文的大紅色衛(wèi)衣，戴同色發(fā)帶，專輯選曲大部分由她自己完成，翻唱當時海外最流行的英文、日文歌曲。無論封面裝束還是音樂內(nèi)容，在當時的背景下，簡直不可思議。她的審美遠超那個時代，多年之后，張薔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，這恐怕要歸功于她成長的環(huán)境。
張薔從小住在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大院兒，跟著在新影樂團擔任小提琴手的媽媽跑來跑去。新影的邊上就是北影，中間隔著個測繪局，張薔在測繪局院里上小學，每天放了學不是去北影院里看美工畫背景墻，就是溜到新影廠領導審片子的小影廳，等著看將要引進的最新電影和紀錄片。在她孩提的印象里，北影布景墻上的烏云和真的一樣，小孩子站在下面，那么渺小。
張薔還愛往新影廠總編輯的辦公室跑，那里有很多國外電影資料和雜志，一個個叫不上來名字的西方歌手和演員，她們的衣著打扮以及生活樣態(tài)，指向一個張薔所不熟悉的世界。“我記得有個女明星長得像豹子一樣，特別漂亮，她們坐在浴缸里拍照，浴缸里全是泡泡，還有穿著比基尼騎著自行車的，頭發(fā)吹飛起來。”今天提起這段記憶，張薔仍然會眼睛發(fā)亮。
對美與浪漫的向往，似乎是一種本能，有一次張薔在愛情片里看到戀人接吻，她覺得那畫面太美了，回家對著鏡子練，到了學校用課本擋著對著墻練，同學問她：“嘛呢？”她說：“練親嘴兒呢。”
新影樂團要為各類電影、電視、紀錄片、專題片錄音，樂團里常有國外唱片作內(nèi)部資料，張薔的母親會把最新的音樂翻錄，這些與當時國內(nèi)音樂大相徑庭的歌曲是她最早的音樂啟蒙。那時候，短波收音機里不定時能接收到韓國、日本的頻道，張薔沒事就調(diào)收音機，有一天，一首英文歌曲“擊中”了她，那種強烈的節(jié)奏讓張薔不由自主地扭動起身體，扭了一會，她覺得身上的毛衣都重了，脫了毛衣繼續(xù)扭，直到樂曲結束，張薔楞在那，好像“戀人離開的那種感覺”，她趕緊再去扒拉收音機，可惜再沒有了。直到很久以后，張薔才知道，那是邁克爾·杰克遜的《BillieJean》，音樂類型叫迪斯科。
上了中學，時光進入80年代，物質(zhì)雖然還匱乏，但商場里出現(xiàn)了花裙子、坡跟鞋，王府井的工藝美術商店還能買到耳環(huán)，新影廠的小年輕們從各自的“海外關系”那倒騰來二手衣，張薔可以學著雜志里的模樣打扮自己了。媽媽手也巧，經(jīng)常仿著雜志上的款式給她做裙子，張薔成了學校里的風云人物，走在大街上常被人截，在80年代初，北京的男孩通過與素不相識的女孩搭話來交朋友，還不是什么壞事。有一次在小賣部，一個人看見張薔打扮時髦，搭話說：“周末我家有舞會，你來吧。”
80年代的地下家庭舞會，還屬于半違法行為，是公安部門堅決取締的范疇，可是年輕人需要音樂和自由的社交。“被抓也要去。”張薔說，有一次她參加的舞會被“小腳偵緝隊”舉報，片警來了，讓他們靠墻邊站一排，問：“你們都是哪兒的？”“沒人敢說真話。”如今回憶起來，張薔只覺得有趣，其實，警察對這些年輕人說服教育一通，也就放回家了。下次有舞會，張薔照去不誤。
漸漸的，張薔認識的一些朋友開始帶她去北京展覽館、北京飯店、外交公寓等地舉辦的公開舞會，那里聚集著北京最時髦的年輕人和所謂“外賓”，無論哪種舞會，基本都是迪斯科。那個時代的青年，對外來文化特別有興趣，除了迪斯科，張薔也聽其他音樂，但沒有任何一種能敵過迪斯科對她的吸引。
從小跟著媽媽學小提琴，又有一把獨特的好嗓子，張薔中學時代就決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——當歌手，而且要當?shù)纤箍聘枋帧?/div>
1983年，還在讀高一的張薔報名參加了北京海淀區(qū)青年歌手大賽，張薔戴著大耳環(huán)穿著蝙蝠衫在臺上邊扭邊唱了美國著名卡朋特樂隊的歌曲《什錦菜》。多次參加青歌賽、與張薔同時代的歌手胡月后來回憶，80年代上半葉青歌賽對歌手的儀態(tài)甚至手臂舉起的高度都有嚴格要求，歌手的身體是被約束的，不能在舞臺上隨意晃動。張薔的比賽結果可想而知，有評委告訴她，歌唱得很好，但是沒法獲得名次。
第二年參加央視青歌賽，還是一樣的結果，但機會并沒有讓張薔等待太久。1985年，張薔媽媽上音樂學院時的老同學聽說張薔歌唱得好，介紹說，云南音像出版社正四處找人，想錄一些年輕人喜歡聽的歌，讓張薔去試試吧。
“哎呦！您這是迪斯科嗎？”
排練完，張薔領著樂隊、助理……浩浩蕩蕩一群人去吃晚飯，餐廳檔次不低，可能是擔心量小，張薔點了十幾個菜，直到所有人都嚷嚷吃飽了，菜陸續(xù)還在上。有人問“能不能退？”張薔說：“點都點了，退什么退，吃！”
張薔不是個吝嗇的人，也許和少年成名有關，錄第一張專輯《東京之夜》，云南音像出版社給了她1400塊錢。因為覺得她唱得好，商量好再多錄一張，兩張一共給了她9000塊錢。那時，中國人的月工資還是兩位數(shù)，兩張專輯就讓張薔幾乎成了被人崇拜的“萬元戶”。
在張薔推出專輯的前一年，伴隨著“燕舞、燕舞、一曲歌來一片情”這個紅遍全國的最早的電視廣告，中國錄音機的擁有量第一次超過收音機。與錄音機的普及幾乎同步，張薔的專輯席卷了全中國。
《東京之夜》一經(jīng)面市就被搶購一空。這盒專輯賣到了250萬張，之后張薔馬不停蹄又發(fā)行了《害羞的女孩》《星期六》等專輯，光《害羞的女孩》單張銷售量就達到420萬張。而在20年后，周杰倫創(chuàng)造銷量神話、拿下當年亞洲專輯銷量冠軍的《七里香》，內(nèi)地銷量為260萬張。
英國利物浦大學流行音樂研究所博士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后王黔那時正在四川上中學，他記得有一次從四川坐火車去北京，一路上無論停在哪個站，站臺放的要么是張薔要么是鄧麗君的歌。幾乎一夜之間，張薔紅遍大江南北。
80年代中期，中國內(nèi)地的原創(chuàng)流行音樂是以《黃土高坡》為代表的“西北風”，那些宏大、蒼勁的嗓門兒，繼承的是仍然是集體主義審美。張薔歌里直白的快樂和憂傷，才是個人細小而有溫度的情感。她聲音中的自由奔放，與同時代一樣流行的鄧麗君又不相同，且迪斯科是西方正經(jīng)的舶來品，已經(jīng)與外面世界隔絕太久的青年人，迫不及待地擁抱了迪斯科，迪斯科不是耳朵的音樂，某種程度，它屬于身體。
王黔記得，那時候年輕人聽張薔的歌跳迪斯科，大翻領襯衫與露手指的霹靂手套是必備裝備，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：“張薔和她所唱的迪斯科具有現(xiàn)代性，不但是對身份和欲望的解放，也是對物質(zhì)主義的解放。”可以說，是張薔，讓人們重新發(fā)現(xiàn)了自我，感受到自由，她的歌聲因此得已獨一無二，成為時代的印記，也是時代的孤品。
1985年~1986年那2年里，張薔一共發(fā)了19張專輯。但由于形象和曲風太過先鋒，在那個晚會歌手為主流的時代，她無法登上象征權威的電視，只能在一個個錄音機里詠唱年輕人無處安放的青春。曾有知名詞曲作者找上門，要給她寫歌，只要唱上這些作者的歌曲，她就可以被晚會和電視接納。
可是張薔受不了他們寫的那些歌——“兩只眼睛在掃射，兩對目光一重——合(戲腔)”“背吉他的朋友去哪里，我要把那鮮花獻給你……”張薔對他們說：“哎呦！您這是迪斯科嗎？”得到的回答通常是，“我這也是迪斯科”“咱們架子鼓一打，就是迪斯科”。
回憶起那些所謂的“迪斯科”，張薔忍不住樂，“超難聽。我直接就說，你們太不懂迪斯科了，迪斯科不是這樣的，我唱不了。”媽媽見她直言不諱地拒絕大腕，急得在后面直捅她腰眼兒。
張薔承認，自己太直了，不會八面玲瓏，一方面因為她不喜歡那種表現(xiàn)得很“牛掰”把自己當藝術家的人，另一方面，生活無憂，“確實沒到那份兒上”。“北京孩子，就算什么也不干，餓不著凍不著，所以就敢亂推活兒，不要這個不要那個的。”張薔琢磨著，如果自己是個北漂，住地下室，吃方便面，遇上這么一大師，給什么都會接受的，不但接受，還得恭恭敬敬。
直到今天，她這個脾氣也沒改，總說大實話，管不住自己的嘴，和《乘風破浪》的“姐姐”們在宿舍里聊天，節(jié)目組給了多少錢，她都能說出來。找上門的活動，關鍵要看兩點：安全感和開心。張薔置頂?shù)囊粭l微博上寫著：快樂才是人生最寶貴的事情。她說自己一直就只喜歡賺小錢，掙大錢讓她害怕，這么輝煌那么輝煌不就是吃點好的嗎？太好的東西她也不愛吃，飯桌上，她喜歡吃叉燒肉、水煎包、麻辣蝦……最討厭那些概念菜，挺大一個盤子中間放幾顆，圍一堆煙霧，“吃到嘴里淡吧唧兒的”，太裝。
她不樂意裝，于是錯過了參加晚會、躋身主流舞臺坐上一把交椅的機會，盡管1986年美國《時代周刊》采訪了她，將她評為全球最受歡迎歌手的第三名，排名第四的是鄧麗君。張薔是第一個被《時代周刊》報道的中國大陸藝人。
“走穴”是張薔和同時代歌手共同的記憶。她跟著著名的穴頭郭傳林走過穴，有一次和劉曉慶一起走穴，一天演了7場，平均3個小時一場，晚上覺都不睡，演完一場，把地上的瓜子殼掃掃，下一撥觀眾就又進來了。有一場張薔唱完，觀眾沸騰了，開始向場地內(nèi)扔鋼镚，像一場閃著銀光的雨。她和伴唱每人撿了一帽子鋼镚，這個伴唱叫周曉鷗，幾年后他組建了零點樂隊。
張薔說自己從來和搖滾圈沒有共同語言，但是能感覺到欒樹、丁武、高旗、常寬這些后來的樂隊主唱都已顯露出才華。有一次，欒樹在她家唱了首自己寫的歌，張薔對他說，這歌好聽，你將來會成功的，等著吧。
1987年，帶著張薔走過穴的郭傳林締造了黑豹樂隊，中國流行音樂即將掀開新篇章，張薔卻在這一年選擇出國留學。原因很簡單，最高紀錄一個月錄4張專輯的張薔覺得粗制濫造，拿出去的東西瑕疵太多。有時候她感覺唱得不好，想重錄一遍，但制作人轉身就關上機器，說：“怎么不好了？這不挺好嗎？”
和拒絕那些找上門的詞曲“大師”時一樣，她不想委屈著做音樂，音樂本來是帶給她快樂的事，尤其迪斯科，她不能把它變成一個糟糕的東西。
“別再問我什么是迪斯科”
巡演長沙站的演出現(xiàn)場擠滿了人，他們跟著張薔的歌聲跳著叫著，幾乎每首歌都是大合唱，并不亞于任何一個年輕“愛豆”的演出現(xiàn)場。這些歌迷大多數(shù)是95后，例如做設計工作的阿紫，開票的第一時間就搶到了票，她第一次聽到張薔是在大一，2013年，張薔和新褲子樂隊合作，推出了專輯《別再問我什么是迪斯科》。
張薔留學回國后，嘗試過復出，90年代，她接收到外界的信號——時代變了，迪斯科不再流行，她錄了《彎彎的月亮》，但她馬上發(fā)現(xiàn)自己跑偏了，沒有了迪斯科，她就不再快樂。于是，張薔選擇回歸家庭，結婚、離婚、再婚，幸運的是，兩段婚姻都能讓她衣食無憂，那些年，幾乎沒怎么接觸社會，她像個80年代的幸存者一般，仍然“很軸”地懷抱著自己的迪斯科音樂夢想，嗓子實在癢癢了，就自費租錄音棚，進去錄幾段。
在張薔蟄伏的那段日子，其實迪斯科并沒有消失，而是隨著商業(yè)的發(fā)展以蹦迪和迪廳的形式變成了大眾娛樂。根據(jù)當時的統(tǒng)計，上海商業(yè)性舞場的數(shù)目1985年為52家，1990年增加到310家，1996年1336家，其中1992年開業(yè)的“JJ”大型迪斯科舞廳最受歡迎，每天吸引一千到兩千名顧客。兩年后，北京JJ迪斯科廣場、萊特曼迪斯科廣場、NASA迪斯科中心這幾個純以跳迪斯科為經(jīng)營項目的娛樂場所，成為首都年輕人最潮流的去處。進入21世紀，以迪斯科為養(yǎng)分逐漸發(fā)展出的techno、house等電子音樂細分類型，分化出了更垂直小眾的電子音樂俱樂部。
2006年，一直對上世紀80年代時尚文化和音樂風格念念不忘的新褲子樂隊，推出了回溯80年代情結的專輯《龍虎人丹》。這張專輯被樂評人稱為“一次成功的復古式營銷”，MV中，彭磊和龐寬穿著象征80年代的梅花牌運動服，腳踩回力鞋，引發(fā)了最早的國潮運動，懷舊逐漸成為消費類型，迪斯科作為復古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再次回歸大眾視野。
英國利物浦大學流行音樂研究所博士王黔觀察到，從2010年前后，全國主要城市里，迪斯科再度流行了起來，那些高檔的舞廳和夜總會，定期舉辦迪斯科之夜。這次迪斯科的回歸，除了“文化的鄉(xiāng)愁”效應，王黔認為與迪斯科的本質(zhì)有關。
迪斯科誕生于上世紀60年代紐約和費城的黑人、拉美人以及性少數(shù)群體圈子，隨后風靡全美，在誕生之初，它的核心價值是為少數(shù)群體發(fā)聲和爭取自由的藝術工具。王黔認為，今天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與上世紀80年代的人不同，他們不是為了走出封閉而被迪斯科吸引，而是他們已經(jīng)打開的眼界發(fā)現(xiàn)了迪斯科的起源和本質(zhì)，因此要把這個音樂領地搶回來。
當年輕人重燃起對迪斯科的熱情，摩登天空與張薔簽約，由彭磊和龐寬擔任制作人，推出專輯《別再問我什么是迪斯科》，樂評人張曉舟曾評價，這張以懷舊為題材的專輯是“中國流行音樂史的一個經(jīng)典企劃”，與其說是張薔在追憶80年代，更像是新世紀的年輕人對80年代的想象。
這個想象是成功的，張薔又收獲了一批年輕樂迷，再度擁有了與當下對話的能力。年輕樂迷的黏度相當高，這讓張薔的每次巡演紛紛爆滿，也使那些最熱門的綜藝節(jié)目看到她的價值。張薔的經(jīng)紀人咸國坤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，《乘風破浪第二季》《歌手》之前都來找過，都沒同意，一是張薔總說大實話的性格不適合集體生活，另外她覺得自己逢賽必輸，因為自己身上沒有拼搏的勁頭，不喜歡“卷”。但咸國坤覺得，無論為了這些年專輯里和年輕樂隊合作的新歌，還是為了巡演造勢，還是應該參加，從2020年到2021年，張薔發(fā)行了9張原創(chuàng)專輯，等到《乘風破浪第三季》邀約時，咸國坤把張薔“連哄帶騙”勸了來。
張薔的工作接洽基本都交給了丈夫咸國坤，只要滿足她說的安全感和開心那兩條要求就行，其他事情她自己不太操心，除了工作就在家看孩子做飯。她是真的會做飯，聚餐時鍵盤手提起炸雞沒炸熟，她馬上指導：“得小火，裹上天婦羅粉，然后用最小的火，不然外面熟了里面帶血。”
相對真空一般的簡單日月，某種程度保護了她。張薔覺得自己命挺好，只是追求個人熱愛的東西，時代居然一直需要她。張薔的一位歌迷曾寫下一段話：(張薔的歌聲)就像一切都在萌芽時期的、嶄新沒有被破壞的發(fā)展，非常完好地保留下來，因時代而產(chǎn)生卻沒有因時代而破壞。
有個朋友說她，“少年得志”和“大器晚成”這兩個相互矛盾的詞，在張薔身上統(tǒng)一了。她對自己生活的愿望特別簡單，就是“到了80歲，還能唱起來，扭起來”。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2022年第24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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