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3歲志愿軍文化教員孫群英深情回憶抗美援朝的歲月
我?guī)б缓蟹酃P幾本書上戰(zhàn)場
剛剛過去的10月，迎來了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(zhàn)70周年。在這個重要的紀念日，抗美援朝老兵孫群英收到了屬于自己的一枚紀念章。70年前，22歲的孫群英隨40軍119師奔赴朝鮮戰(zhàn)場。她在朝鮮兩年多的時間里，一直擔任志愿軍文化教員，給志愿軍戰(zhàn)士補習文化知識。她曾給許長福、楊根思等特級戰(zhàn)斗英雄上課，更是盡自己所能讓很多原本不識字的戰(zhàn)士變得能夠讀報寫字了。
深秋的北京，五彩斑斕。11月2日，記者來到朝陽區(qū)大屯的一處民宅中，見到了耄耋之年的抗美援朝老兵孫群英。說起70年前的那段光榮經歷，老人的記憶力驚人，十分健談，說到有趣的事，自己先笑起來。她感到特別自豪的是，“雖然我沒有看到戰(zhàn)士們在戰(zhàn)場上奮勇殺敵，可是我深切感受到了志愿軍刻苦學習的精神。”
放一槍，飛機來了；放兩槍，飛機走了
孫群英手捧前兩天收到的中共中央、國務院、中央軍委頒發(fā)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(zhàn)70周年紀念章時百感交集，同時又有點懊惱，“我想去照相館照個相，可是這兩天腳疼，貼膏藥也不管用，走不了路也出不去。”
孫群英1928年出生在河南，小時候念過幾天私塾，后來上的新式學堂。“我的太爺老、外祖父都是進士，我媽媽也讀過書，她主張我從小就要讀書。小時候家里就剩我一個孩子，我媽也給我請個先生”。她讀五年小學、三年初中的時間，正趕上八年抗戰(zhàn)。上初三那一年，日本投降。高中三年，又趕上解放戰(zhàn)爭。高中畢業(yè)時，解放軍進中原，她毫不猶豫地參了軍。在部隊里，她是為數不多的高中畢業(yè)生，有知識有文化。
一直以來，見到孫群英的人第一句話都會問：您上朝鮮打過仗嗎？孫群英總是笑笑，“沒發(fā)我槍，我一仗沒打過。”對方更加好奇，“那發(fā)什么了呀”？“發(fā)我一盒粉筆、幾本書，讓我去教戰(zhàn)士學文化”。在孫群英記憶里，1950年10月，第一批入朝的分別是38軍、39軍、40軍、41軍。她所在的40軍“第一次赴朝時除了醫(yī)護人員，沒有帶女同志”。
孫群英回憶當年的經歷，如數家珍。剛開仗時美國聯(lián)軍司令麥克阿瑟曾經驕蠻地宣稱圣誕節(jié)“要飲馬鴨綠江”，意思是要打過中朝邊界打到中國來。
“志愿軍一出國作戰(zhàn)，美軍不僅節(jié)節(jié)敗退，還三易主帥。我們中國軍隊就是一個彭德懷元帥，那時采用誘敵深入，打夜戰(zhàn)，打陣地戰(zhàn)。”“當時美軍在前線經常投放傳單，可是好多戰(zhàn)士文化水平特別低，不認識字就把傳單給撿回來。那時就提出要‘國防現代化，戰(zhàn)士們沒有文化是不行的’。”
基于此，1951年7月，部隊再次兵赴朝鮮，這一次帶了女同志，22歲的孫群英被挑中，跟隨40軍119師從丹東出發(fā)，“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”，成為朝鮮戰(zhàn)場上的一名志愿軍文化教員。
孫群英記得特別清楚，去朝鮮都是夜里走。那時美國飛機白天、夜里不斷來轟炸，目的是封鎖我方的運輸線。“美軍還放話說‘戰(zhàn)場上我打不死你我餓死你’。我們坐著大卡車開上橋，大卡車開的時候有響聲，司機聽不到飛機的聲音，而且夜里行車要開車燈，飛機來炸怎么辦？志愿軍就在山上設置崗哨，聽見飛機要來了，放一槍，表示飛機來了。我們就趕快把車燈關了，熄了火停在原地。等聽到崗哨放兩槍，表示飛機走了，再接著往前開。”一路都有崗哨，沿途還有兵站，她記得到朝鮮 “起碼要走兩個晚上，夜里走，白天不走，中間在兵站待一天”。
過去只會拿斧頭、拿鐮刀的手，也會寫字了
孫群英在朝鮮時教的學員主要是連排干部，他們總共十個文化教員，其中三個是女同志。戰(zhàn)士們的文化程度參差不齊，怎么摸底？只能一個人一個人全問一遍：“你認識字嗎？”“認識幾個字?。?rdquo;她記得當時好不容易聽到一個人說“我認識13個字”，特別高興，趕緊問“認識哪13個字??？”對方回答：“1，2，3，4，5，6，7，8，9，10，加上我的名字，一共13個字。”
“有的不識字，有的認識幾個字，有的還能看報能念一篇文章。”文化教員就根據摸底情況給他們分班：“一個字不認識的分到初級班，能看報紙的分到高一點的班”。
為保證打仗、學習兩不誤，志愿軍們以輪訓隊的方式進行學習，“留一個抽一個，這次排長來下次副排長來，這次連長來下次副連長來，一次抽一百多人上課。”當時沒有教室，都是在防空洞里上課。防空洞挖得很深，上面搭的枯枝樹葉作為掩護。隆隆的炮聲是常有的，上課時還要警惕敵人的襲擊。
戰(zhàn)士們管上課叫“集團出隊”，每個班選出分隊長值日，一值值一個禮拜。教員進去剛走上講臺，他就喊“起立”，接著喊“出隊，應到多少人，實到多少人，報告完畢”。然后教員還禮說“坐下”，開始上課。直到現在，孫群英一想起來都會笑，“有一個分隊長有點結巴，每次喊起立時他就說‘起起起起～立了’，我特別想笑，但又不能笑，就趕快扭過頭去擦幾下黑板。”
為了讓志愿軍在最短時間內掌握基本的漢字，文化教員還帶去了單獨為志愿軍編寫的教材。孫群英記得很清楚，“一個叫祁建華的人編寫的《速成識字法》，把一到六年級的幾百個生字集合，連排干部在三個月內讀完，就達成高小畢業(yè)的水平。”講課時，孫群英先把書里的生字針對不同人的程度挑出來分別讓他們認，“今天張三、李四要認什么字，就發(fā)什么字，每人一天都要認幾十個字。”直到他們把所有的生字認完，再把書發(fā)給他們，讓他們念課文。認了一些字以后，她還會加入一些造句、背成語的文字訓練。
有一次，孫群英跟戰(zhàn)士們在一塊兒吃飯聊天，忽然想起他們對“何必”、“何況”兩個詞總是分不清，趕緊又給他們講了講這兩個詞各自是什么意思，然后讓他們像在課堂上一樣口頭造句。有個戰(zhàn)士站起來就說，“現在我們的生活很苦，一天三頓高粱米，連饅頭都吃不上，何況餃子。”另一個接著說：“抗美援朝是打仗，何必講究生活？”看到戰(zhàn)士們領會了詞意，孫群英發(fā)自內心地高興。
當時一個班有三個教員，一個主講，兩個輔導，“我講完了課，讓他們自己寫字，兩個輔導教員就看著，檢查他們寫得對不對。”到了晚上還要上晚自習。當時物資供應極為匱乏，一個班只發(fā)一根蠟燭。“一根蠟燭要用兩個晚上，得節(jié)省著用，一晚上只用半根。”志愿軍戰(zhàn)士學習非常刻苦，后來連蠟燭都沒得用了，“戰(zhàn)士們就點上一個帶油性的松樹枝，一手拿著松樹枝，一手拿著書念，每個人一天要點十個松樹枝，才能度過晚上的學習時間。”
孫群英印象深刻，119師有一個叫楊樹華的副排長是神槍手，他曾經創(chuàng)下“一槍打死兩個敵人，兩槍打死四個敵人”的紀錄，被評為一級戰(zhàn)斗英雄。可是他不僅不會寫自己的名字，連鋼筆都不會拿。她笑著模仿，“連里獎勵他一支鋼筆，他用大把攥的方法拿筆，我們個別輔導了他好長時間，才學會寫自己繁體字的名字。”讓孫群英格外自豪的是，“他后來三個月認識了幾十個字，過去拿斧頭、拿鐮刀的手，也會寫字了。”
那是我吃過的最好吃的烤白薯
在朝鮮的生活非常艱苦，文化教員一天只吃兩頓飯，上午十點來鐘吃一頓，下午三四點鐘吃一頓，“我沒吃過炒面，吃的高粱米，一人一塊咸蘿卜干當菜。有時候能發(fā)一塊咸魚干，那就是最好的伙食了。”孫群英記得“吃過一次餃子”，是用繳獲的美國肉罐頭做的肉餡兒，再從老鄉(xiāng)那兒買幾個南瓜、窩瓜和成了餡。“以班為單位，各自去把肉、餡、面領回來，各班自己包。”
孫群英和另外兩個女同志一起住在一戶朝鮮老鄉(xiāng)家里。開始聽不懂彼此說話，她們就靠比劃。“比如要借個剪子剪頭發(fā)，不會‘剪子’這個詞，同伴就在旁邊提起她一縷頭發(fā)做剪刀剪頭狀，老鄉(xiāng)就明白了，搖搖頭，我們也知道是沒有的意思。”
在孫群英的記憶里，當時朝鮮一個村里根本就看不見一個青壯年，都是小孩和老人，什么活兒都是婦女干。“她們生活特別簡單，而且特別能干。冬天特別冷，晚上給學生輔導完功課，我們從教室回來碰見站崗的婦女，都親切地向她們打招呼，她們齊聲說‘女同志辛苦了’。”
有一件事讓她至今難忘。有一天大家吃完早飯都去上課了，可是她那天肚子疼，特別難受地躺在炕上起不來。房東大姐看見她一個人躺在那兒，過來關心地詢問，孫群英滿臉痛苦地指了指肚子，大姐就走開了。過了一會兒，沒想到大姐又回來了，還特地給她端來了吃的，“哎呀，這么兩塊烤白薯，切成手指厚的片，烤得兩面焦黃，熱乎乎的，又香又甜。那是她能拿出來的最好吃的食物了，也是我吃過的最好吃的烤白薯。”
她反復講到一次在輪訓隊里發(fā)生的事。朝鮮的住家都沒有床，干什么都是席地而坐。大家回去要把穿的鞋脫在門外，進門就是地席，被子、褥子疊好了靠墻放著，晚上拿出來鋪蓋，白天再擺回去。有一次一個戰(zhàn)士想要進老鄉(xiāng)家里去拿他掛在墻上的背包，一時偷懶沒脫鞋就踩著席子徑直走了進去，被別的戰(zhàn)士看見了。當晚開會他就受到批評：踩老鄉(xiāng)炕席，違反了群眾紀律，他也檢討了自己。檢討完以后，他一想起美國人四處說我們是侵略者，很是氣憤難平，“美帝佬說我們是侵略者，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侵略者？”
當時的朝鮮老百姓特別擁護志愿軍，老鄉(xiāng)家里都很窮，糧食不夠吃，志愿軍有剩的高粱米就支援給他們吃。孫群英她們住在老鄉(xiāng)家里，關系也都很融洽。朝鮮老大娘看見她們那么年輕，都會關心地問家里的情況：你有爸爸嗎？你有媽媽嗎？有一次住一起的女伴扎了兩小辮兒，下邊用白頭繩兒系著，老大娘就提著她這個白頭繩表示疑惑，意思是詢問“系個白頭繩是不是家里有親人去世呀”，她們笑著搖搖手，老大娘才安心了。
親眼看見一架美國飛機
被高射炮給打下來
文化教員們也經歷過戰(zhàn)火的洗禮，最險的一次，在離孫群英很近的地方，一枚炸彈炸了，土礫濺覆了她一身。后來志愿軍有了蘇聯(lián)支援的高射炮以及自己的高射炮，戰(zhàn)斗力大增。她親眼看見一架美國飛機被高射炮給打下來，“打下來以后，那個飛行員跳傘了，戰(zhàn)士們扛著槍沖過去把他抓住了。”沒想到一會兒俘虜被帶了過來，戰(zhàn)士們想讓文化教員幫著審問，“可是我們幾個沒有人會說英語，我只記得幾個簡單的單詞，也沒辦法跟他對話。”
她印象很深，那個飛行員坐那兒也不當回事兒，還拿出口香糖來吃，后來只好把他送到俘虜營。負責管俘虜的都是清華大學一些報名參軍的大學生，她聽人說起過，“美國軍隊規(guī)定，沒子彈了、和上級失去聯(lián)系、沒有食物了，以上三種情況遇到任何一種，都可以交槍”。而且美國俘虜“老問什么時候吃肉，一聽說吃肉就特別高興”。
在朝鮮當文化教員期間，孫群英還回國參加了一次運動會，這讓她尤為難忘。“那時志愿軍在沈陽開運動會，每個軍都要出排球隊，男排、女排，還有籃球隊，男籃、女籃。打仗期間平時誰也不會打球，大家互相之間也不知道誰有這個特長。于是就挑高個兒的，就把我給挑去了。可一上籃球場，我跑也跑不快，跳也跳不高，球也接不住，往籃球場一站像個傻瓜似的。”結果就讓她作為工作人員在比賽期間負責運動員的生活，“去買買冰棍兒，送送水”。
她印象深刻，“晚上不比賽的時候，就看京戲，看電影，看話劇。晚上還開舞會，跟蘇聯(lián)專家見面。上面還下了命令：蘇聯(lián)專家請你們誰跳舞，不得拒絕，拒絕就是犯錯誤。我不會跳舞，一看見有蘇聯(lián)專家站起來往我這邊看，嚇得我趕快就俯下身子恨不得鉆進桌子底下，心想可千萬別挑到我。”
我還是當教員吧
朝鮮戰(zhàn)場給孫群英留下一段刻骨銘心的回憶，還讓她收獲了愛情。“他們給我介紹個對象，他在炮團里當政委，當時還鬧了個笑話。”那時候輪訓隊一期課程結束后，要先去機關報到，然后再換一批學員。“有一次我到市里去開會，干部科的科長對我說：你教得不錯，戰(zhàn)士們反映都挺好。我就讓科長幫著征求意見，看看自己還有哪些需要改進的。他一聽就說：意見嘛倒有一條，戰(zhàn)士們反映你這個教員有個毛病，正上課呢，一聽見打炮就發(fā)愣。我心里說沒有這事兒啊，可是也不好當即就否認。”看到她愣在原地，科長繃不住笑了，“他一笑我才明白，因為我剛認識的對象在炮團，他是在跟我開玩笑。”兩人只能“通過幾封信，見過幾次面”互相交流。
1953年9月，朝鮮戰(zhàn)爭基本結束時，上面要派顧問團去支援越南，這次抽中了孫群英的愛人畢庶模。“他就跟領導提出來，上越南去能不能結了婚再去，帶著家屬去。”師里同意了，孫群英被調到機關里，那段時期見面的機會增多了，不久后兩人申請結婚。“當時要等師黨委的審查，我們就比其他人早了幾天回國，先到北京總政治部去報到。他們說你們沒來過北京，先去玩幾天吧。”孫群英與畢庶模結婚后，又接到通知說不派顧問團了，就這樣，畢庶模分到總政組織部，孫群英分到總政宣傳部。
1954年孫群英面臨轉業(yè)，她原本有機會去第一機械工業(yè)部，“我那時就想我沒學過機械，也不想去。我就想在朝鮮那些拿農具干活的戰(zhàn)士我都能教會他們寫字，我還是當教員吧。”她去找領導，領導一聽挺奇怪，還勸她，“家有三斗糧，不當小孩王。別人都不愿當老師，怎么你就想去當老師？”
1955年5月，她如愿分到北京女四中(現在的陳經綸中學)教書。校長問“你能教什么”。她說“教語文行，教歷史行，教政治也行”。校長很干脆，“現在缺個語文老師，你就教語文吧”。孫群英笑言，“我就這樣教了一輩子書”。55歲她該退休時正趕上學校分不來老師，孫群英又“超期服役”了八年，直到63歲才離開講臺。
很多學生都知道孫群英老師抗美援朝時上過朝鮮，大家都有個同樣的感受，“孫老師性格開朗，她格外珍惜今天的生活”。孫群英在女四中帶的第一屆學生如今都已變成了古稀老人。
讓學生陳麗珠特別感佩的是，“一打電話，九十多歲的孫老師能跟我說一個多小時”。直到現在，75歲的翟金麗都會用朝鮮語完整地唱出《道拉吉》《金達萊》，“我現在都記得孫老師在課堂上教我們的樣子，她用河南口音帶著我們念《琵琶行》，每讀一句，我們就想笑，下了課還學她。”
前兩年孫群英生了一場大病，送到醫(yī)院被下了三次病危通知，家人都打算動手準備后事了，她又被奇跡般地搶救過來。臨出院時她口占一首打油詩：耄耋之年疾病多，忽得疾癥氣將絕。命懸一線送安貞，安貞美名已遠播。醫(yī)術精湛醫(yī)德好，治病救人辦法多。醫(yī)護人員齊努力，鬼門關前搶回我。孫群英囑咐女兒打印出來送給醫(yī)生表示感謝，沒想到“主任、護士，每個人都拿著紙來跟我照相”。文并攝/本報記者 李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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